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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雷思霈与《荆州方舆书》  

2013-04-28 05:16:05|  分类: 楚国志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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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陈礼荣

     《荆州方舆书》撰述于明朝万历中期,它关于荆州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归纳与概括,至少可看作是此前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一份重要知识的记录与总结。

    这部书的作者雷思霈是当时荆州府彝陵州(今宜昌市)人,全书对当年荆州府所辖州、县如公安、石首、监利、松滋、枝江、彝陵、宜都、长阳、远安、归州、兴山、巴东等各地地形、地貌,及其沿革、现状的记叙,涉猎广泛,对各地境内的山陵岗阜、江流河川、湖渊塘泉、津渡桥梁、湖港台榭、城垣祠庙、宫室营寨、市镇里巷的方位、区域、走向、布局,乃至它们相关的历史记载、闻人胜迹和传说谣谚等,皆有所载录。鉴于此书出自当时翰林院学土的名家手笔,写的又是我们乡邦故园的山水河川、风物故实,所以足以称得上是研究与考证荆州历史文化的一份重要文献。

    现承长江大学徐文武教授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中取出的该书、荆州市社科联学会部部长谢癸先生点注,雷思霈所撰《荆州方舆书》得以在“荆州学研究” 博客上中与诸同道见面,这是当前为促进我市历史文化研究与考证的一件大善事。认真研读该文,并据与参修前人传世之其它典籍,对于我市的文化传承,必将带来有益的影响。

 

荆州历史文化的传世典籍

    雷思霈撰《荆州方舆书》的完成时间,基本上可确认为是在明朝万历三十八年,即(公元1597年)。

    据1986年由宜昌市、宜昌县志志办会同宜昌县档案局印行的民国二十五年所编《宜昌县志初稿》(内部发行)记载,雷思霈“万历丁酉(1597年)举于乡,辛丑成进士读中秘书,改检讨……己酉典闽试,庚戌归。尝应聘修通志,撰荆州、施州方舆二书,参考折衷,尤为明核。无子,卒年仅四十有七,崇祀乡贤词(旧东湖县志参袁小修日记)。”至于其生卒年月,好多书均称不详。

    其实,因雷思霈的文学观念、创作主张等,原本与晚明文学重要流派“公安派”的领军人物袁宏道极为相近,更兼他中年之后又与袁宏道、袁中道兄弟交谊颇深、往来频繁,所以从他们之间的诗文酬酢中,基本上可推算出其生卒年月。据宜昌地方文化学者考证,雷思霈年长于宏道四岁,即应是生于嘉靖四十三年(1564年)。这也就是说,只有当他于万历庚戌辞官返乡后,才有可能“应聘修通志”;而庚戌为万历三十八年,即是公元1597年,当时他已有46岁,而时至其47岁时,也就是在万历三十九年就去世了。那么,由比即可推断,《荆州方舆书》成于明朝万历三十八年,即(公元1597年)。

    方舆学,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特称。古人认为,自然界有如苍穹,天圆地方,而地载万物,如同车舆,所以就以方舆而指代苍茫大地。宋代文豪欧阳修在《省试司空掌舆地图赋》中称“穷人迹於遐域,包坤载於方舆”,指的也就是这个意思。现代有专家认为,在中国自《汉书》始,古代地理学体系的基本框架便已初步定型。它由两个方面的内容组成,一是指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,二是指地方史志中的相关记载。所以,《荆州方舆书》关于沿革、疆域、形势、山川、乡缜、风俗,包括物产和古迹等方面的记载,也是秉承有时代赋予它的鲜明印记,是明朝及明以前地理知识的忠实记录与集大成者。

    当光绪六年版的《荆州府志》重印时,据有关部门统计,自古以来,荆州地方史志的著述可谓不绝如缕,它们肇自东汉以及魏晋南北朝,终于明清,其分别是:东汉王粲撰《荆州文学记官志》,魏晋南北朝时有高范之撰《荆州先贤传》、盛弘之撰《荆州记》、萧世诚(即梁元帝萧绎,世诚是其字)撰《荆南地志》、宗懔撰《荆楚岁时记》等,俨然成为一个高峰期。此后,“唐、宋、元之元献记载延续不辍,明清之际,先后编修七次;最早之为明洪武年间所修《荆州府志》,《永乐大典》有载,但已散失。”

    如果说,雷思霈确曾有过“应聘修通志”的经历,那么在明朝万历年间也就完全有可能编修过《荆州府志》,或者是《湖广通志》,只不过是后人未能得见而已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《荆州方舆书》便极有可能不是一部个人的私家著述,而是在这一时期由地方政要出面主持“修通志”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 

晚明文坛的一面鲜艳旗帜

    在雷思霈生活的年份,今天的宜昌,称之为彝陵州,那时只是湖广行省荆州府领辖下的一个散州。

    所谓散州的说法,在明朝行政区划体系中,主要是据以区别于直隶州:直隶州隶属于省,一般有辖县,同时也直接治理基层单位(府无直接管辖的基层单位);而散州则隶属于府。二者相同的是,其主官知州皆为正五品衔。

    到了清朝雍正十三年(1735年),湖广总督迈柱奏陈获准:改置彝陵州为宜昌府,附郭为东湖县、辖归州、长阳、兴山、巴东、鹤峰、长乐(五峰)等县。自此,宜昌才算是脱离了荆州的怀抱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说雷思霈本是荆州人,也不以为过。

    万历三十四年(1606年),袁宏道告病返乡,往返家居于公安与沙市。在这年五月,雷思霈邀约石首曾可前(雷之同年,亦公安派重要诗人)同往公安柳浪湖探访袁宏道,几个人欢聚于一堂。谈禅议仙,论证学问,颇为相得。袁宏道有诗记之,袁中道亦写有《长石、何思二太史过公安》诸诗。

    万历三十八年(1610年),雷思霈请假告归乡里,数次邀中道游衡庐,而中道屡它事拖累,未能成行。当年九月,袁宏道逝世。此时,袁中道亦因病赴当阳玉泉疗养。此后,因有人前往夷陵,袁中道于便中即作书捎与雷思霈,言其因思念亡兄之凄楚怀,并邀雷等彝陵诸朋友数人至玉泉一晤。雷思霈复函,请于上元节前至此相见。过后,中道居山二月,雷思霈没能进山,而不久袁中道又因父病返回公安……当袁中道再接到石首曾可前来信时,才知道雷思霈有四月东下衡庐之意。到了这一年的九月初三,雷思霈即因病去世,袁中道不胜哀悼。

民国《宜昌县志初稿》曾称:“雷思霈,字何思。博极群书,为文不涉草,丽丽数千言,操纸笔立就。性好仙,心地纯洁,不沾纤毫尘俗气;行书亦入神品,《百衲阁文集》行世。”这就表明,此人不仅天份极高,而且腹笥极富。他博览群书,知识渊博,就诗而言,清代《宜昌府志·艺文志》中载其诗20首,民国《宜昌县志》载其诗21首,较之府志增补《长桥》一首。翻阅《枝江县志》又可见另外二首遗诗,《春日过枝江》和《江关》。当代宜昌地方文化学者认为,其诗清新蕴藉,写出了夷陵的自然美景和民俗风情,旧志说他作文不打草稿子,洋洋洒洒数千字,挥毫立就,恐怕绝非空泛之说。

    袁宏道曾为雷思霈的诗稿《潇碧堂集》写过一篇序文。他认为,雷思霈的创作主张,注重的“真”;他鼓励说:“真者,精诚之至,不精不诚,不能动人。强美者不欢,强合者不亲。夫惟有真人,而后有真言”;要想做到这一点,则须“言人之所欲言,言人之所不能言,言之所不敢言。”显而易见,袁宏道与雷思霈在文学主张与思想方面几乎是持论别无二致:他们都主张应求真、求新,反对拟古,从而为晚明文坛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。

其后,雷思霈的门生弟子、明朝竟陵派掌门人钟惺在为恩师编《莲池阁遗稿》(北京图书馆有藏)时,曾评价雷思霈说:“尝自云性不泯古、学不蹈前,顺自然之性,一往奔诣……然流于诗文者,一集有之,一篇有之,一句有之。”袁中道亦曾评钟惺所选雷思霈诗乃是“笔下有万卷书,胸中无一点尘”,“此等慧人之语,一一从胸中流出,尽揭而垂于天地之间,亦无不可”云云,无疑都是极有见地的綮切之论。

    如今,回过头去看,明值明朝万历年间,因承平日久,天下粗安,在湖广一地之公安,竟陵,居然能为晚明文坛推涌出两大流派,绝不是一种偶然的文化现象。雷思霈既为公安派骨干,又为竟陵派掌门钟惺之师,其承启、纽结地位、作用当是很重要的,似应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。

    何思精舆地之学,史家评议其“撰荆州、施州方舆二书。参考折衷,尤为明核”之论,似非虚谈。比如,钟惺就曾这样称颂他道:“其识力卓而突,能超世;其才力大而沈鸷,能维世;其胆力坚而神,能持世;其骨力重而不软,能振世。其气宇间而有其肝肠热,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,居然有一圣贤豪杰之神,悠悠忽忽,疏疏落落。”门生服膺恩师,原本不足为奇,可钟惺身为一派掌门,能够像这样从识力、才力、胆力和骨力等方面来高度赞扬雷思霈,并以“其心在眉睫而其舌在肺腑”这样的话语为之作结,看来可真叫是对其敬服得五体投地了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雷思霈能撰《荆州方舆书》,真叫地方之大幸!

 

研究价值极高的文史专著

    清朝乾隆年间所编修的《江陵县志》,曾于其中艺文部分(第43卷)中,选录了雷思霈的《荆州方舆书·江陵》全文。通过与其它地方史志互作参校,发现该书在研究与考证荆州历史文化方面有着极高的文史价值。

比如,在《荆州方舆书·江陵》这节文字当中,当书中记叙江流走向时写道:“江水又出李家埠、石马头,遶天鹅洲。石马头疑即马头,昔陆抗屯此,与羊祜对垒。”后来,又在记叙市镇设置时写道:“其为市者五:曰草市,在新东门外。曰沙市,城东南十里。曰石马头市,在城西南五里……”从这两处记叙综合分析,发现其解开了荆州历史文化研究与考证方面所存在的一大疑团。

    所谓石马头,是本地一处久已堙没废圯了的古代市镇。如今,在城内古刹铁女寺所存放的元、明、清三尊古钟中,前两尊便是由石马头的善男信义集资铸献的:它们分别为元朝至正六年、即(公元年)石马头江西籍船户杨祟祖独资捐款,明朝万历十年、即(公元1582年)石马头席家埠土地居众人筹资捐款而成。由此可见,明朝时石马头的市镇建置之所以能与沙市、草市相提并论,亦足以显其舟车辐辏、市廛繁华与人烟稠密和财富聚集的发展,已经达到了本地商贸重镇的发展程度。

    至于雷思霈所称“石马头疑即马头”一说,那更是令人不得不为之:众所周知,中国古代典籍中所出现的“马头”一语,其词源即始自荆州。比如,1915年首次问世的大型中文词典《辞源》,即在该词条的释文中注道:“马头,古地名,⒈在今湖北公安县东北。《水经注·江水》:‘(江津)戍南对马头岸,昔陆抗屯此,与羊祜相对,大宏信义。’(后略)”后来,几乎所有的汉语词典,包括由海峡对岸的台湾所出版的《汉字大字典》,其词条也都沿袭了这一说法。

    据唐人余知古撰《渚宫旧事》记载,在西晋初年,晋国和吴国分据荆州,各设重兵对垒于江汉平原一带。“陆抗为吴荆州牧,治江陵;羊祜为晋荆州刺史,治襄阳。”当时,他俩各自统领大军,虽在这一带拉锯作战、搏击拚杀多年,但由于交战中都能不行诡诈,恪守信义,所以尽管兵凶战危,两军对垒却不致使地方生灵涂炭,因而荆州的百姓对他俩都十分尊重崇信。而其交锋的主阵地,就在马头、江津戍(即今沙市区,汉朝时期此地置江津戍,设江津长)一线。而最先将“荆州马头”载入史册的,是公元6世纪初叶的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。在他所撰的《水经注》中,便依其突出的战略地位,将“荆州马头”与140年前的晋、吴之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。

    “马头”,即为水上舰船靠岸碇泊的落锚基地。元代的胡三省在注释《晋书》时,曾注其为:“附河岸筑土植木夹之致水次,以便兵马入船,谓之马头。”大约是后来人们发现“筑土植木”而修建的牢固性和稳定性太差,于是便改用石头垒砌;从此,这“马头”也就成为后来的“码头”了。

这就几乎意味着,“马头”一语能够源出于荆州,那么,这一江畔碇泊设施的早期出现,极有可能是为本地人首创或推广。再联系到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关于水面战争出现的历史事实,我们几乎可叹肯定,“荆州马头”的出现,在中国水军的早期创始阶段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意义!

    据水文地质史学家考证,自晋、吴对峙之后,经历过两晋到隋唐时期,长江因主泓的偏移,水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,北江诸洲化着平陆,所谓马头、江津一带因陵陆变迁,最后便渐渐地淡出了历史的视野。当到了明朝万历年间,雷思霈有所称“石马头疑即马头”一说,便为此地(即石马头、或者两晋时期的马头)为中国古典水军发祥地所拥有的重要地位,保存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孑遗。

     如今,原“荆州马头”早已湮没掉在沃野田园的阡陌畦垄之中,将来假设在那一带有什么令人惊异的考古发现,我们便会从雷思霈所撰的《荆州方舆书》中寻觅到它的渊源由来。

    总之,作为一份研究与考证荆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,雷思霈的《荆州方舆书》必将会让我们对这座古城的前尘往事,添增更深一层的了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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