注册 登录  
 加关注
   显示下一条  |  关闭
温馨提示!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,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,请重新绑定!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》  |  关闭

高舉孔孟大纛,弘揚國學精粹

博学而孱守之,微言而笃行之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楚都丹陽地望考論  

2013-06-06 04:42:28|  分类: 楚国志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  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  |

羅運環

武漢大學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所 

 

丹陽是楚國最早見於記載的都城。從商朝末年楚君鬻熊始都丹陽,到春秋初年楚武王(或謂楚文王)徙郢,歷經300多年之久。其間雖有遷移,地方改變但都城名稱沒有變化。由於史籍記載簡略,或者缺載,致使楚都丹陽地望難已考定。諸如:“鬻熊居丹陽”在何處?“熊麗始討此雎山之間”是否表明丹陽的遷移?能繹受封所“居丹陽”與其“辟在荊山”是什麼關係?凡此等等,學者們爭論不休,難以定論;考古專家為之奔波探尋,也未見結果。本文將就此作些探討,期望能對問題的解決和考古探尋有所裨益。

 

一、丹陽地望的幾種說法

 

《世本·居》云:

楚鬻熊居丹陽,武王徙郢。

《史記·楚世家》云:

(熊繹)居丹陽。

鬻熊和熊繹皆“居丹陽”。顯然丹陽是楚早期乃至整個西周時代的都城,不是什麼區域名。關於丹陽地望歷來眾說紛紜,沒有定論,主要有以下幾種說法:

“當塗說”,認為楚丹陽在今安徽當塗一帶。此說最早見於《漢書·地理志》丹揚郡丹陽縣下班固自注,其云:“楚之先熊繹所封,十八世,文王徙郢。”班固以後,學者多斥其誤。20世紀20年代以後,隨著楚族東來說的興起,此說一度受到重視。近年來,又隨著楚族東來說的冷落而少有人提及。

“秭歸說”,以為熊繹所居丹陽在今湖北秭歸縣東。此說最早見於東晉末年袁崧所著的《宜都記》,其云“秭歸,蓋楚子熊繹之始國”。[1]此後北魏酈道元亦主此說,不過他在《水經·江水注中》說得更加肯定,其云:秭歸丹陽城“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”。[2]由於《水經注》在歷史地理學上的影響,後世學者多從此說,其在傳統說法中佔有優勢。

“枝江說”,認為楚丹陽在今鄂西枝江一帶。此說最早見於漢末穎容《春秋三傳例》,其云“楚居丹陽,今枝江縣故城是也”。[3]西晉杜預《左傳釋例》說亦同。[4]三國時人宋衷言鬻熊、東晉徐廣言熊繹所居丹陽均只籠統說“在南郡枝江縣”,[5]不提“故城”二字。漢晉以後,此說逐漸流行於世。

“丹淅說”,認為楚丹陽在今丹江與淅水合流地帶。其地處豫西南淅川縣境,故又名“淅川說”。此說最早見於唐司馬貞《史記索隱》,其云:丹陽“故楚都,在今均州”。又云:丹陽“在丹水之北,淅水之南。”[6]司馬氏的說法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。直到清代宋翔鳳作《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考》,詳加考辨,力倡此說,才開始受到重視。20世紀70年代以後,此說頗為流行,大有淹沒他說之勢。

此外還有“先秭歸後枝江說”。唐代杜佑《通典》卷183荊州巴東郡秭歸縣下注云:“昔周成王封楚熊繹初都丹陽,今東南故城是也。後移枝江,亦曰丹陽。”但又在枝江縣下注云:“文王自丹陽徙此,亦曰丹陽。”宋代如《輿地紀勝》等書亦宗此說。但杜說楚文王徙枝江實際上是徙郢。顧鐵符先生力斥其非。[7]但今人持此說者大多認為楚熊渠或熊渠的下一代徙枝江。[8]

“先丹淅後荊山說”。清代宋翔鳳《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考》認為鬻熊居丹陽,“熊繹始南遷荊山”,但他只說遷荊山,不言荊山有丹陽。張正明先生《楚都辨》則明言楚南遷“荊山的丹陽”,其云熊繹受封時居丹淅的丹陽,後南荊山仍稱都城為丹陽。[9]

“先丹淅後秭歸再枝江說”。蒙文通、安金槐先生主此說。[10]

石泉先生主張:“先商縣後丹淅說”。[11]

後四種說法,主要是在秭歸、枝江、丹淅三說基礎上,加上新的荊山、商縣二說,依據有關史實進行的種種推測,所以這四種說法與前四種說法既有區別又有聯繫。但最基本的是前舉當塗等四種說法和後列四種說法中的荊山、商縣二說。

 

二、對丹陽地望六種說法的考察

 

關於當塗說的問題。《三國志·吳書·呂範傳》或稱當塗丹陽為小丹陽。據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所載,始皇游錢塘曾途經此處,秦代即有此名。班固《漢書·地理志》將熊繹所居丹陽與當塗丹陽聯繫起來,但他忽視了荊山等系列地理問題。故酈道元《水經·江水注中》據此發難,指出:“《地理志》以為吳子之丹陽。論者云:尋吳楚悠隔,藍縷荊山,無容遠在吳境,是為非也。”酈氏的批駁切中要害,此說當是班固因地名偶同而所生的臆測之辭,不能成立。

關於秭歸說的問題。秭歸丹陽說,最早的依據來自《山海經·海內南經》,其謂夏啟之臣孟塗曾“居山上,在丹山西”。郭璞注:“丹山在丹陽南,巴屬也。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裡,即孟塗所居也。”據此丹陽當因丹山而得名,郭璞所說的“丹陽城”,是考察孟塗居住地時所言,還沒有與熊繹所居丹陽聯繫起來。比郭璞稍後,東晉末年袁崧著《宜都記》,始將二者聯繫起來。但他加了一個“蓋”字,蓋就是大概的意思,看來袁氏對此還是較謹慎的。但到北魏酈道元作《水經·江水注》時,便取消“蓋”字,直言此丹陽城為熊繹之所都。此說形成過程表明此說的文獻根據不甚可靠,可能源於當地父老傳言。據酈道元所云此說有兩大證據,即“丹陽城”與“熊繹墓”。關於丹陽城,郭璞只簡單提到,酈道元在《水經注》裡才作了較詳細的描述。《水經注》的經文說江水又東逕一無名城北,注云“其城憑嶺作固,二百一十步,夾溪臨谷,據山枕江,北對丹陽城。城據山跨阜,周八里二百八十步,東北兩面,悉臨絕澗,西帶亭下溪,南枕大江,嶺峭壁立,信天固也。”考古發現,秭歸縣城東約5公里的鰱魚山遺址,其地理環境與酈道元所云相符。該遺址的對江南岸龔家大溝有一古城遺址,地貌也與酈道元描述的那座無名古城相符。此城北對鰱魚山遺址,也正與酈氏所云“北對丹陽城”一致。種種跡象表明鰱魚山遺址就是酈道元所說的丹陽城。經調查和試掘,陶器居多,有少量石器,還出土了幾片方鑿卜甲。有人說其年代可早到西周早期,晚到東周時代。[12]這似乎可以作為酈道元秭歸丹陽說的力證。但該遺址及整個三峽地帶出土遺物呈現的是巴文化特徵,[13]且郭璞也說秭歸丹陽一帶屬巴地,很難證明是熊繹的居址,這正好說明酈道元的說法不甚可靠。儘管我們找到了酈道元所說的丹陽城,但這個丹陽城很難說是熊繹所居的丹陽。

《水經·江水注二》又云:“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,蓋為征也。”唐李泰《括地志》說:“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。”酈道元所說的先王陵墓就是《括地志》中的“熊繹墓”,這是秭歸丹陽說的另一證據。但從酈道元以來,誰也沒有指出熊繹墓的具體所在,虛無縹緲,不可知曉。據文獻記載秭歸丹陽說的地帶正是熊繹後代熊摯所建夔(歸)子國的地方,有關熊繹的傳說可能與歸國有關,秭歸丹陽說大概是輕信了所謂“父老傳言”而所致。

關於枝江說的問題。枝江丹陽說始于穎容,穎容等人倡此說的依據是什麼,不得而知。西晉司馬彪《續漢書·郡國志》南郡條下自注:枝江縣“有丹陽聚”。表明枝江曾有以丹陽命名的地名,這無疑為枝江丹陽說提供了可以成立的地理依據。但遺憾的是枝江一帶迄今並未發現西周早期的古遺址,此說還有待於考古學的證據。

關於丹淅說的問題。丹淅丹陽說的最早依據是戰國時秦楚丹陽之戰的丹陽,主要見於《史記》。《史記》的《秦本紀》、《楚世家》及《韓世家》諸篇均記此次戰爭發生在“丹陽”,唯《屈原賈生列傳》作“丹、淅”。若將二者合勘,此“丹陽”是在“丹、淅”合流處。唐代司馬貞認為楚都丹陽就是此秦楚丹陽之戰的丹陽,很顯然這只是司馬貞的推測,這種推測是否能夠成立?雖然自清代宋翔鳳以來,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論證了其合理性,但遺憾的是這一帶仍然沒有發現西周早期的城址。即使淹沒在丹江水庫中的龍城古城址,已出土的楚文物年代最早不過春秋中期,[14]所以丹淅說還未能得到考古學上的證明。

關於荊山丹陽說的問題。《左傳》昭公十二年載楚子革語說“熊繹辟在荊山”。張正明先生據此創荊山丹陽說,他認為“熊繹受封時住在丹淅的丹陽,距荊山尚遠,後來熊繹南遷荊山,丹陽之名才隨之徙置荊山。荊山的丹陽在哪裡?據張正明先生說已無法找出一個確實的地點來,但可以圈出一個大致的方位。此丹陽在荊山北,“北不過漢水,南不過荊山,西不過彭水,東不過鄧、盧戎、羅,就在這縱橫都只有百餘里的地段裡面了。”[15]此說的問題是,在此地區既沒有“丹陽”之類的古地名,也沒有考古學上的證明。

關於商縣丹陽說的問題。商縣丹陽說主要依據商末周初周楚交往的史事,以及魏晉以降文獻中關於楚山、楚水在今陝西商縣境內的記載所推定,認為位於今丹水之陽的商縣(商州)城,就是楚國早期熊繹立國之處。考古發現今商縣東南約7公里有一紫荊遺址,包含有新石器文化、西周文化。其西周文化層尚未判定有什麼楚文化的因素,還不能直接作為此說的證據。[16]

 

三、丹陽地望的推測

 

(一)、丹陽的地望

 

一個楚丹陽,既可考定在長江上游末段,鄂西三峽地帶的秭歸縣,也可以考定在長江下游皖東的當塗縣,實在令人瞠目。要避免這樣的問題,我以為應當注意依據直接的而不是間接的史料,客觀地將丹陽所在的大範圍定下來,然後再作具體考察,下面且作一嘗試。

《史記·楚世家》載楚王熊通曰:

成王舉我先公,乃以子男田令居楚,蠻夷皆率服。

“令居楚”的楚,即《楚世家》開篇部分“封熊繹于楚蠻”的楚,即楚蠻之地,省稱則為楚地。楚又稱荊,楚蠻可稱為荊蠻,商末周太伯奔吳,《史記·周本紀》作“如荊蠻”。唐代張守節《正義》:“云亡荊蠻者,楚滅越,其地屬楚。”顯然,張氏的意思是說《周本紀》是以戰國時的楚國地理描述太伯所奔的“吳地”,古荊蠻之地決不會遠達吳境。《國語·晉語八》載晉叔向曰:“昔成王盟諸侯于歧陽,楚為荊蠻。”荊是一個地理概念,韋昭注:荊蠻“荊州之蠻”。古楚(荊)蠻之地與古荊州的地望相差當不會太大,韋昭說較為實際。楚武王講那段話時,在位已37年,他居處於江漢間,這是沒有疑問的。他把周天子令其先祖熊繹“居楚,蠻夷皆率服”,作為稱王的理由。是熊繹的居地不當超出楚武王時“楚地”的範圍,即江漢之間。

《左傳》昭公十二年載楚子革曰:“熊繹辟在荊山。”這個“荊山”也必然在漢水以西,江漢之間。古人特重名山大川,荊山是楚地的名山,也是楚地的地理標誌,舉荊山則代表楚地。實際上“辟在荊山”與“居楚”是一致的。同樣,熊繹“居丹陽”的丹陽自然也在江漢間的楚地。反之,在此之外的所謂“荊山”、“丹陽”均非熊繹所居之地,“當塗”、“商縣”二說的可能性確實不大。

古本《竹書紀年》:

周昭王“伐楚荊,涉漢”。

《呂氏春秋·音初》:

周昭王親將征荊,……還反涉漢,梁敗,王及祭公壇於漢中。

周昭王所伐的“楚荊”是不是羋姓的楚國?《左傳》僖公四年的記載作了肯定的回答。其謂齊桓公率諸侯之師伐楚,管仲以“昭王南征而不復”責問楚國,楚國屈完則以“昭王之不復,君其問諸水濱”作答,《史記·齊太公世家》所記略同。顯然周昭王南征的“楚荊”就是楚國。楚人之所以推卸責任,杜預注說“昭王時,漢非楚境,故不受罪。”杜預本來主張枝江丹陽說,但他說昭王時漢非楚境,疑系望文生訓。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》“昭王不復,罪大,故推諉”的說法較為可取。無論是杜注還是楊說,對我們的討論均無關宏旨,無須多言。

周昭王南征楚國,來去均要“涉漢”,十分清楚,楚國是在漢水以西以南,江漢之間。熊繹生當周成王、周康王之際,周昭王南征時,楚國國君不是熊繹子熊艾,就是熊繹之孫熊黮。此間未聞有遷都之事,所以熊繹所居丹陽不出江漢之間。如此,凡不在這個範圍的丹陽地望的說法,如當塗,丹淅、商縣三說,均當排除在熊繹所居丹陽地望之外。

《墨子·非攻下》云:“昔者楚熊麗,始討此睢山之間。”此句意思是講熊麗在“雎山之間”立國,其中“雎山之間”很重要,這是以往探討“丹陽”時被忽視了的一條十分難得的珍貴史料。孫貽讓注引畢沅云:“睢(雎)山,即江、漢、沮、漳之沮。”這只是從文義推斷的,並無證據。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《戰國縱橫家書·蘇秦謂燕王章》有“楚將不出雎、章”,沮字作雎,是《墨子》“睢山”之睢為“雎”宇之誤。“雎山之間”的雎即指沮水,“山”字當如何解釋,歷來學者大都忽略了這一點,唯楊寬先生注意到了這一點。他在《西周時代的楚國》一文中指出“雎山當即指今沮水兩旁的山區”。[17]這樣說似乎顯得勉強。根據“熊繹辟在荊山”的史料來看,“雎山”的山當指荊山。《山海經·中山經》云:

荊山之首,曰景山……雎水出焉,東南流注于江。……東北百里,日荊山,……漳水出焉,而東南流注於雎。

雎水、漳水即今鄂西注入長江的沮漳河,景山、荊山是二水的發源地,在二水之北。“雎山之間”,是指荊山山脈一帶至沮水流域,簡而言之則謂沮水與荊山之間,熊麗立國當在此地。熊麗是熊繹之祖,早在熊繹之祖熊麗時楚已立國“雎山之間”,其都丹陽自然也在這雎山之間。如此,不在此間的丹陽地望說如當塗、商縣、丹淅、秭歸四說均當排除在外,餘下的枝江和荊山二說是值得重視的。至於《世本·居》說鬻熊所居的丹陽的地望,我以為丹淅合流處的可能性大。

總之,通過以上的考證,結論是:楚鬻熊所居丹陽在丹淅合流處,從熊麗起楚都丹陽當在雎水荊山之間,枝江丹陽說、荊山丹陽說都有可能,而可能性最大的是枝江(包括當陽)丹陽說。我所能探討的只能到此為止,這最後的結論還是留待田野考古工作者來作吧!

 

(二)、丹陽城建推測的問題

 

《左傳》昭公十二年載楚右尹子革曰:

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,篳路藍縷以處草莽,跋涉山川以事天子,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。

有人引這段史料或這段史料中的某一句,用以說明周初或西周時楚尚不具備產生都城的社會條件。[18]這段文字單就字面上看,只能說明楚國的落後。因此,或據此段中“以處草莽”四字,斷定西周時楚人生存環境及居住條件艱苦到不能建築都城;或據“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”斷定“楚地山林無所出”[19]或“楚在山村少所出有”。[20]其實,聯繫前後文義來理解,子革這段話的本意是針對楚靈王的提問,論證先君熊繹受封時沒有得到周天子頒賜的寶器問題。大意是說:先君熊繹時沒有楚靈王時富強,不能像楚靈王時那樣威懾周朝及其他諸侯國,也沒有齊、晉、魯、衛四國與周天子的親戚關係,所以在分封時先君熊繹沒有得到寶器。子革生當春秋末年,而熊繹生活在西周初年,子革以春秋後期時的楚國與西周初年的楚國相比,熊繹時代的楚國條件自然顯得十分艱苦。當然,子革為了規勸靈王不再“肆其心”,對熊繹創業的艱苦環境有所煊染,也當為事實。

楚自熊麗開始立國于雎水荊山之間到熊繹已有三代,其居地既不會在“山村”裡,也不會在“草莽”之中。“篳路藍縷以處草莽”只能反映熊繹曾像周天子舉行藉田禮一樣,以身示範號召楚國人民不斷開發荊山地區。“桃弧棘矢”是“禦災”用品,與楚貢“苞茅”系同類之物。楚不貢苞茅周天子無以“縮酒”請神,影響“祀”這一國之大事,春秋齊桓公還曾以此為由征伐楚國。可知苞茅、“桃弧棘矢”均非等閒之物。貢“桃弧棘矢”並非“楚地山林無所出”。凡此表明,子革此言並不能證明西周初年楚國經濟生產的落後。

楚族是老童、祝融的後代,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;同時,江漢地區也是比較發達的地區之一,商代後期普遍處於青銅時代。周昭王伐楚時,就掠奪過楚人的青銅,即所謂“俘金”,說明楚國的生產力水準並不低下。另外周昭王伐楚時聲勢浩大,結果喪六師於漢,自己也沒于水中而死,是以楚國勢力並不那麼弱小。凡此均表明楚人在周初及整個西周時代完全具備了建立都城的條件。

楚丹陽的城建佈局如何,既不見於古籍記載,也不見其遺址,很難確切地加以描述。近來有一種說法,認為丹陽非都非城,只是一處人煙較稠密的原始村落,似乎過於武斷。

城市產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,其社會職能也是多方面的,如政治的、經濟的、文化的等等。不同內涵的城市其職能有不同的側重面,但作為都城,其政治職能便是最突出的方面。這在古籍中也有反映,

《左傳》莊公二十八年:

凡邑,有宗廟之主曰都,無曰邑。

《說文解字》:

都,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。

《釋名·釋州國》:

國城曰都,都者國君所居,人所都會也。

杜預《春秋釋例》:

大曰都,小曰邑。雖小而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,尊其所居而大之也。

這就是說,凡“先君宗廟”、“國君所居”是都城的主要內涵,至於大小則在其次。從考古學的角度看,凡有宮殿基址(包括國君所居,宗廟所在)就是國都的標誌,這些都是從政治功能方面來論都城的。

都城產生之初,宗廟及宮室還不甚明顯,夏商之際始有宮殿基址發現,就商、西周而言,宮殿皆建築在具有一定高度的夯土台基上,所以建築宮殿的夯土台基也是都城的重要標誌。“建邦設都”(《尚書·說命》),自古皆然。楚在熊繹以前已建立國家,熊繹時正式為周的諸侯,豈有不設都之理。結合以上古藉和考古發現的都城的主要內涵,丹陽城最起碼當有較高的建築宮殿的夯土台基和築在其上的宮殿,以供國君居住。

古代凡城一般都是有城牆的,《劄記·禮運》記述小康之世時云:

貨力為己,大人世及以為禮,城郭溝池以為固。

《管予·度地》:

內為之城,城外為之郭,郭外為之土閬(護城溝),(土閬)地高則溝之,下則堤之。命之曰金城。樹以荊棘,上相穡著(交錯糾結)者,所以為固。

《吳越春秋》:

城以衛君,郭以居民。[21]

“內城”或稱“城”,內城之外稱之“郭”。“城以衛君”,古代稱宮城為城,外城為郭。這些都是戰國秦漢人的說法。實際上都城有宮城又有郭城,主要見於春秋戰國。在此之前一般是有宮城沒有郭城的,[22]因此,也不能忽略楚都丹陽有宮城的可能性,

考古發掘還表明,商、西周時代,凡都城,宮殿皆為主體建築。手工業作坊和居民區均分佈在宮殿區(或宮城)之外。不僅黃河流域的情況是這樣,江漢地區也不例外,江東黃陂盤龍城,是一座相當於商代前期的城址。手工業區和居民區就分佈在宮城周圍南北的楊家灣、樓子灣、王家嘴等地。《世本·作》所云“祝融作市”的市,就是《易·繫辭下》“日中為市,致天下之民,聚天下之貨”的市,也就是一種定時的集貿市場。楚人既有如此傳統,想必丹陽宮殿區的周圍也分佈有手工業區、居民區以及集貿市場。

總之,作為都城的丹陽,應當已初步具備了以政治功能為主,兼有手工業、商業及其他方面的功能。它那高大的宮殿與一般村民的貧民窟形成鮮明的對比,城市剝削農村,城市與鄉村的對立已經出現,這也是楚國家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。

 

通過以上的考論,結論是:楚鬻熊所居丹陽在丹淅合流處,從熊麗起楚都丹陽當在雎水荊山之間,枝江丹陽說、荊山丹陽說都有可能,而可能性最大的是枝江(包括當陽)丹陽說。



[1] (北魏)酈道元注,(清末)楊守敬、熊會貞疏:《水經注疏·江水二》注引,南京:江蘇古籍出版社,1989年,第2837頁。


[2]《水經注》描述的“丹陽城”,在江北;自宋代以後,有人認為“丹陽城”即秭歸東江南岸的“楚王城”。經實地勘察,僅發現漢以後遺物,不可能是楚丹陽。


[3] (漢)司馬遷:《史記·楚世家》,北京:中華書局,1959年,第1692頁,張守節《正義》引。


[4] 《史記·韓世家》,第1872頁,張守節《正義》引。


[5] (清)阮元:《十三經注疏·春秋左傳正義·桓公二年》,北京:中華書局,1980年,第1743頁;《史記·楚世家》,第1692頁,裴駰《集解》引。


[6] 《史記·韓世家》,第1872頁;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》司馬貞《索隱》,第2483頁。


[7] 顧鐵符:《楚三邑考》,《楚史研究專輯》,湖北省楚史研究會、武漢師範學院學報編輯部合編出版,1982年。


[8] 劉彬徽:《試論楚丹陽和郢都的地望與年代》,《江漢考古》1980年第1期。


[9] 張正明:《楚都辨》,《江漢論壇》1982年第4期。


[10] 蒙文通:《周秦少數民族研究》,上海:上海龍門聯合書局,1958年,第45頁。安金槐:《商代的楚文化遺存及其有關問題》,載《楚文化研究論文集》,中州書畫社,1983年。


[11] 石泉:《古代荊楚地理新探·楚都丹陽地望新探》,武漢:武漢大學出版社,1988年。


[12] 文必貴《秭歸鰱魚山與楚都丹陽》,《江漢論壇》1982年第4期。


[13] 楊權喜、陳振裕:《秭歸鰱魚山與楚都丹陽》,《江漢考古》1987年第3期。


[14] 張西顯:《淺說楚都丹陽在淅川》,《中原文物》1983年特刊。


[15] 張正明:《楚都辨》,《江漢論壇》1982年第4期。


[16][美國]蒲百瑞:《探索丹陽》,《江漢考古》1989年,第3、4期。


[17] 楊文載《江漢論壇》1981年第5期。


[18] 劉和惠《楚丹陽考辨》,《江漢考古》1985年第1期。


[19]《史記·楚世家》,第1706頁,裴駰《集解》引服虔曰。


[20] (晉)杜預:《春秋左傳集解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77年,第1359頁。


[21] (唐)徐堅:《初學記》,上海:中華書局,1962年,卷24引。


[22] 俞偉超:《中國古代都城規劃的發展階段性》,《文物》1985年第2期。


(责任编辑:admin)
  评论这张
 
阅读(178)| 评论(0)
推荐

历史上的今天

在LOFTER的更多文章

评论

<#--最新日志,群博日志--> <#--推荐日志--> <#--引用记录--> <#--博主推荐--> <#--随机阅读--> <#--首页推荐--> <#--历史上的今天--> <#--被推荐日志--> <#--上一篇,下一篇--> <#-- 热度 --> <#-- 网易新闻广告 --> <#--右边模块结构--> <#--评论模块结构--> <#--引用模块结构--> <#--博主发起的投票-->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页脚

网易公司版权所有 ©1997-20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