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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众专家共议法治当务之急:当局要有诚意  

2014-06-28 07:26:17|  分类: 转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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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6月11日,由《中国法律评论》主办的,以“中国法治的‘急所’”为主题的学术论辩会在北京大学举行。众专家齐聚一堂,共议法治当务之急。凤凰大学问刊发部分论辩内容,与读者共享。

邓子滨:我为什么选择把整饬中国式过马路看成中国法治的“急所”?从我们每个百姓的切身利益讲,我们应该寻求的是一种法治的生活方式,一个最简单的前提就是每个人尊重规则。

贺卫方:法治首先是政府的事,或者执政党的事。执政党和政府,务必要真诚地面对自己对国民的承诺。我们一定要让每个国民都能感受到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,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子中感受到公平正义,或者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。

张曙光:现在政府性基金大概有100多项,财政部公布的只有43项。就是自己设立的自己收,愿意收多少就收多少。而且这43项里面,只有6项是有法律依据的,其它都没有法律依据。

任剑涛:从满清到民国,当权者都拒绝法治,所以共产党起来革命,有历史合理性。那我们现在超越一下可以不?法治必须往前推进,我们是劝进的态度。这么温和的态度不可以,那就完了。

许章润:一个立宪民主的共和国,是一个没有敌人的国家。如果说在中国的今天,什么是大是大非,我要说没有民主,就没有法治,如果你要是真想搞法治,请从推进民主开始。

作者简介:

邓子滨: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刑法研究室副主任,著作有《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》、《刑事法中的推定》等。

贺卫方: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,担任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,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,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。

张曙光: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、教授,研究重点为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,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等,著有《经济自由与思想自由》,《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》等。

任剑涛: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,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等,《伦理王国的建构》、《权利的召唤》等。

许章润: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,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,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理学。著有《监狱学》、《说法活法立法》等。

以下为发言内容精编:

邓子滨:法治从改变中国式过马路做起

(资料图片)

邓子滨:我为什么选择把整饬中国式过马路看成中国法治的“急所”?中国式过马路,这种乱象大家人所共知,并且我们每天都参与了这种乱象。那么它既是我们法治不健全的一个很醒目的标志,同时也可以看作我们通过整饬中国式过马路,来促进中国法治的一个具体过程。那么说一下我的具体理由:

第一,法治的“急所”应当是全民可以参与,并且共同受益。请注意我所说的共同受益是一种长远利益,那么也就是我们法治的精神,它追求的不是当下、马上或者一个人的利益,它是一种长远的、共同的利益。大家想,凡是斑马线上文明的国家,一定是法治成熟的国家,这一点我想出过国的人都能理解。斑马线还有不如中国的地方,就是法治还不如中国的地方。

第二,中国式过马路可以看得见。法治的进步、公平、正义等等必须是看得见的,每天我们都会看得见斑马线上怎么样,整饬的过程怎么样,后果怎么样,这是看得见的,并且可检验,还可以树形象。所谓树形象也就是一个脸,我们中国人其实就要脸,可是我们每每在外面丢脸。比如我们中国的游客到了中国香港,竟然被人家戳脊梁骨,戳的对不对呢?很多地方戳的是对的。我想说的中国式过马路,只不过是一个比喻,我想说的是,我们应该从法治的细节做起。如果斑马线整饬好了,有利于树立我们全民族的信心。

第三,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,能够有共识。如果说法治触动了一些结构性的,或者根本利益性的东西,那么就难免会遇到巨大的阻挠,我个人认为,在整饬斑马线的问题上,大家比较容易达成共识。

第四,有利于塑造信仰,对规则的信仰,中国人太聪明,聪明到最善于破坏规则,具体的例子呢,不用再举了。

第五,我们中国人都做一个守规则的好人,不随地吐痰,不乱扔烟头,坐电梯的时候不要抽烟,在候机大厅里不要躺卧。坐高铁和飞机的时候,男士不要把鞋脱了。我说的这些如果综合起来,每个中国人都能做好,我想我们国家会有一个巨大的改观。

最后一点是夯实法治生活方式的规则基础,从我们每个百姓的切身利益讲,我们应该寻求的是一种法治的生活方式。但是法治的生活方式里,一个最简单的前提就是每个人尊重规则。反过来看,有时候我们破坏规则,闯红绿灯,或者走紧急停车道,那一定是有利益。没有利益,谁违法?但问题是,法治的生活方式就应当寻求让违法的人的损失,大于他获得的利益。让守法的人,能够成为受尊敬的公民,这是我所说的五个重大理由。

贺卫方:中国法治化最需要高层的诚意

(资料图片)

我认为有两条最要紧,一条叫高层真诚地践行法治,第二就是司法区化改革。

刚才邓子滨教授谈的我很赞同,我觉得他说了一个方面。另外一个方面我想补充一下,法治不仅仅是老百姓的事,法治首先是政府的事,或者执政党的事。执政党和政府,务必要真诚地面对自己对国民的承诺。不论是我们的宪法,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,按照官方的说法,党领导人民制定的,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,同时也体现了党的意志。

我跟所有人都一样,大家都真诚地希望这个社会是稳定的社会,是一个有序的社会,是一个公民权利也好,政府权威也好,都能够得到完善地保障的一个社会。但是让政府最丢脸的事情就是,其实政府不守法,政府做出的承诺,自己经常违反,政府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启发,就是我们都可以不遵守规则,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。我们一定要让全国的每个国民都能感受到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,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子中感受到公平正义,或者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。但最可怕的是,我们发现关到制度笼子里的是我们,而不是有权力的人。

第二个方面,我要谈一下司法区划的问题。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发出的最令人鼓舞的信号之一,就是意识到了这个国家四权重合的高度危险性。那就是行政区划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区划,它也是一个立法区划,是一个司法区划,还是一个党权的区划。那么重庆模式表明,只要地方一把手一手遮天,没有事情不能做的,这是普遍的问题。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的一把手一手遮天,权力无从制约,为什么?是因为这几个权力高度统一,没有一个能逃出如来佛的手心。如果我们假设高级法院的设定,它跟行政区划不重合,是相互交叉的,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地方政府干预司法的机会,我认为这是特别重要的改革思路。

中国是有了党的领导,但是党的领导还有中央领导、地方领导的问题,地方领导如果不做好事,我们怎么去制约,就变成特别困难的事情。所以我想,全国设12个高级法院,管辖现在的32个省级单位,没有一个省行政区划能够涵盖整个高级法院。现在中央首先想将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属省统管。但是省统管其实很可怕,因为有可能出现高级法院直接指挥下级法院的问题。那么如何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,我建议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财政人事,由省人大来管,从人大直接对口到一个特定的法院。那么省高级法院脱离了行政区划,它是一个跨地区的设置,然后最高法院管全国,它的财政人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接来管。这样多多少少也会形成一种地方权力和中央权力的某种平衡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务之急,这是一个“急所”。我特别强调前面那个“急所”比后面重要,如果国家不真诚地搞法治,只是抓样子,这个就特别可怕了,我就是这个观点,谢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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